北周隋唐时期，畜牧业十分发达。天和三年（568），“舆马弥漫数十里”［1］（卷5《武帝纪上》P76）。隋代，“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2］（卷4《炀帝纪下》P94）。唐朝更甚，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3］（卷50《兵志》P1337）；天宝十三载（754），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3］（卷50《兵志》P1338），而“调养有法，医疗有方”［4］（P3）。北周隋唐畜牧业的繁荣与兽医学发展息息相关。目前学界关于北周隋唐兽医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医疗史方面①，对兽医学著作和民族兽医也有讨论②，但总体成果尚比较少，对兽医群体的阐述更是有待于补充③。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将供事于官的兽医置于南北朝隋唐官职变革的浪潮中加以研究，探讨其规模、来源、地位演变以及影响因素，进而窥视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变迁。

一、兽医规模与来源

北周设兽医上士、中士与下士［5］（卷39《职官二十一》P1068，P1070，P1071），然其数量因史书无载而不详。隋代兽医进一步发展，据《隋书》：“太仆寺又有兽医博士员，一百二十人。”［2］（卷28《百官志下》，P776）需注意的是，此处“博士员”并非兽医博士的员额，而是指兽医学生员，共一百二十人④。另，《通典》：“内职掌医师、卜师、巫觋、掌酝、兽医、博士、京市长。”［5］（卷39《职官志二十一》，P1082）隋供事于官的兽医身份见载于史籍的有两种：兽医和兽医博士员。不过，隋代既已见有兽医博士员，推测当有兽医博士为师。

唐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兽医事业，尚乘局、太仆寺、厩牧署、京都诸宫苑、诸亲王府和州军镇等均有兽医。尚乘局置兽医七十人，掌疗左、右六闲之马［6］（卷11《殿中省》，P330），且设奉御四人，其中一人专门负责疗马医药料度之事［6］（卷11《殿中省》，P330）。又，太仆寺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⑤。太子仆寺厩牧署中亦有兽医二十人⑥。另外，京都诸宫苑各有兽医五人［3］（卷48《百官志三》，P1262），诸亲王府给兽医四人［7］（P432）。《天圣令·厩牧令》 唐3条：“诸系饲，马、驼、骡、牛、驴一百以上，各给兽医一人；每五百加一人。州军镇有官畜处亦准此。太仆等兽医应须之人，量事分配。”［7］（P399-400）其详细规定了诸厩⑦、地方官兽医与牲畜的数量比例，太仆寺等所须兽医则量事配给。而上述唐前中期太仆寺等兽医数量皆有定额，故推测此条令文应制定于唐后期⑧，反映了唐后期的兽医规模。

兽医来源。开元初，太仆丞四人，领兽医博士、学生等［6］（卷17《太仆寺》，P479）。兽医博士和学生归太仆寺丞管辖。《唐六典》：“凡补兽医生皆以庶人之子，考试其业，成者补为兽医，业优长者，进为博士。”［6］（卷17《太仆寺》，P480）兽医生为庶人之子，将其纳入官方兽医教学，达到考核标准后，优秀者可以升为兽医博士，其他学成者则须以兽医身份在官方机构中服务。另，《新唐书》：“凡反逆相坐，没其家配官曹……乐工、兽医、骗马、调马、群头、栽接之人皆取焉。”［3］（卷46《百官志一》，P1200）一部分官兽医来自被免为良人的罪犯或其家属。此外，《天圣令·厩牧令》唐3条：“于百姓、军人内，各取解医杂畜者为之。其殿中省、太仆寺兽医，皆从本司，准此取人。补讫，各申所司，并分番上下。军内取者，仍各隶军府。”［7］（P400）百姓、军人中的解医杂畜者也是兽医来源之一，且殿中省、太仆寺兽医隶属本司，军内所选兽医则仍归各军府管辖。

二、兽医地位演变

北周改流内九品为九命，正一品为正九命，从一品为九命，以下至从九品为一命。北周兽医属夏官，品级如下：兽医上士为正三命（正七品），兽医中士为正二命（正八品），兽医下士为正一命（正九品）。［5］（卷39《职官二十一》，P1068，P1070，P1071）隋代，官品内外文武员人。内职掌医师、兽医、博士等，外职掌郡县佐史、族正、里正等，总人。都计内外文武官及胥总人［5］（卷39《职官二十一》，P1082）。由此可知，杜佑将隋代的内外职掌并称为胥。兽医属内职掌，也即为胥。《隋书》载：“极于胥吏矣，皆无上下阶云。”［2］（卷28《百官志下》，P791）葭森健介认为隋在官制上将“胥吏”定位在不授予品的流外官上［8］（P152），隋也确实有“流外冗吏”“流外吏色”［2］（卷12《礼仪志七》，P266-267）的说法。故，隋代内职掌兽医为流外官。